名家名篇：王充
王充（27—约97），字伴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幼好学，遂萌“巨人之志”。及后博采众流百家之言。去官后潜心著述。所著《讥俗》、《节义》十二篇，《养性书》十六篇，《政务》等，均不传。今传《论衡》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一篇，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问题。如“天地合气，成物自生”、“疾虚妄”、“死而精气灭”等重要观点。
典籍要介
《论衡》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录无书。据作者自述，写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归实诚”。内容主要阐明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范文澜说，该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32页）。其中他对文学方面的卓见远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空为”、“妄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文具情显”，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独创，重个性，反对因袭模仿；主张语言要通欲，口语化，反对故作深奥。这些见解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文学上的严重弊端而发的，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也有很大影响。但因其对文学艺术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论点有失偏颇。《论衡》文章的风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今人盼遂撰《论衡解》和北京大学 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撰《论衡注释》便于参考。
自纪（节选）
【题解】
《自纪》为《论衡》的最后一篇。在本文中，王充阐述了写信《论衡》的宗旨，同时提出其文学创作观。
【原文】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拔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则。《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核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且名白，事自定也。《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读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纷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义可晓。
充书违诡于俗。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待坐于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劂为人悲；礼舞，于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盖犹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瞭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是篇留下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欲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瑕秽。《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才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稻谷千钟，糠皮太半；阅钱满忆，穿决出万。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淮南》、《吕氏》之不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璅，文给甘酸，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光复重瞳。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走+多）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者谷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译介】
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绪，著《讥俗》一书。又忧虑从事政治的人，只想统治别人，不得要领，不晓世务，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写了《政务》一书。又痛心说慌话的书和低劣的文章，多数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又写了《论衡》一书。贤圣死以后，大道理也有了分歧，过一段时间，就分道扬镳，各自立门、户，通达的人观看以后，也不能确定真伪是非。根据久远的听闻来传授，有的笔写，有的耳听，在一百年以前的事，流传的时间更久远。以为古代的事，所传的大都是对的，相信入骨。不能自己解脱，所以才著作这本书。文章长，争论激烈，虚伪的说法，没有不被指正的。消除华丽虚伪的文风，保存敦厚的本质，矫正流行的不正之风，恢复宓戏时代的淳朴的风俗。
王充的书通俗易懂。有的人说：“口才好的说的话深刻，擅长写作的人写的文章含蓄。经书的文章都是圣贤说的话，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看就懂。社会上读经书的人，要有注释才能读下去。圣贤的才华鸿大，所以他们写的文章语言都与俗人不相通。玉隐藏在石头中间，珍珠藏在鱼肚里，不是专门的玉工珠师，就采不到。宝贵的物品都是隐藏不露的，至理名言也应当是深沉难测的。《讥俗》这本书，要使俗人觉悟，所以直截表露意思，又用通俗的文字。《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通俗呢？莫非是才能极端浅薄，不能写出含蓄深刻的文章来？不然的话，为什么文章写得那么浅显，跟那些经书截然不同呢？”答道：宝玉隐藏的石头中间，珍珠埋藏在鱼的肚里，所以是含蓄隐蔽的。到了宝玉从石里剖出，珍珠从鱼肚里挖出的时候，那还是含蓄隐蔽吗？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在竹简上，还藏在胸中，也像宝玉珍珠隐藏着那样。到了出于胸中展示在外的时候，也像宝玉珍珠暴露那样。灿烂像天文的照耀，通顺像地理的易晓。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名目清楚了，事情也就自然可以确定了。《论衡》就是衡量论说的标准。说话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写文章就力求把道理讲清楚。学问高的人写文章优雅，话没有不可晓知的，意思没有看不出来的。读这些书的人明白道理象瞎子重见光明，听取教诲象聋子的耳朵复聪。瞎了三年的孩子，突然看见父母，不仔细地认识一下，怎么能高兴？路旁的大树，城墙边的长沟，所在的位置很清楚，大家没有不知道的。假使树不大而且长在隐蔽的地方，沟不长又在偏辟处，以这些事来指示给别人，连尧、舜也会感到边惑。人脸有七十多个色部，脸如果十分清洁，五色分明，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颜色变化，都可以察看到，相面的人就可以相准，很少失误。假使面部很黑，再加上污垢层层覆盖面部，相面的人很难看清，多数相不准。文章与语言一样，有的浅显分明，有的隐晦曲折，哪一种更有说服力呢？口说来表达思想，怕语言被遗忘消失，所以又记为文字。文字与语言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什么还要把写文章的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判案件，法官解决疑点，如果稀里糊涂，难以知晓，与那种分明可知相比，究竟谁是好的官吏呢？口说以分明为好，笔写以通俗为高，公文以明白为良。含蓄典雅，思想隐晦，只有赋与颂。经和传的文章，都是圣蝻说的话，（之所以难懂）是由于古今语言不同，四方的说法不一样。当他们说事情的时候，不是追求使人看不懂，才使意思隐藏起来。后人不知道，是世代相距远了，这叫语言不同，不能叫才大。浅的文章难以读懂，叫做不高明，不叫智慧高明。秦始皇读韩非的书，感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跟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呀！”这说明韩非的文章可以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可以思考。如果深奥优雅，必须有老师指教才能学习，就扔在地上了，还怎么会叹息呢？用笔写文章，要使文章通俗易懂是很困难的，不提倡读来难懂却是容易编造的。口说力求解说明白，使人能够听懂，不追求深奥曲折而难懂。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来判断贤人，对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来判断优劣。
王充的书与世俗背道而驰。有的人责难说：“文章可贵的是顺合众人之心，不违背人的意愿。一百人读了没有可指责的，一千人读了也不感到怪异。所以，《管子》说：‘在室内说话，满室人都同意，在堂屋发言，满堂的人都赞成。’现在你却说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你的文章违背世俗，不合众人的意愿。”答道：发议论贵在内容正确不追求语言的华丽，办事情讲究合理而不推崇迎合。辩论是非问题，怎么能不违背常人的想法，违反俗人的听闻？众人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不肯顺从，这样才能消除虚假的，保存真实的。如果都要顺从众人的思想，那只能一切照旧，按老规矩办，办要背教条学习，还要辩论干什么？孔子在鲁哀公那里陪坐，鲁哀公赐给孔子桃和黍，孔子先吃黍而后吃桃，可以说知道吃的次序。但是，周围的人都掩口而笔，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很久了。如今我的做法其实就象孔子按正确的顺序进食，俗人反对我，也像周围的庸人掩口笑孔子。善于优雅的歌曲，在郑国不能激动人心。礼仪所用的严肃舞蹈，在赵国不受欢迎。尧、舜的典籍，同辈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书，同时代的人不肯读。可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老百姓嫌弃，矫正世俗的言论受世俗诋毁。有美味食品在这里，俗人不想吃，狄牙喜欢吃。有宝玉在这里，俗人抛弃，卞和佩带在身上。究竟谁是谁非呢？谁更可信呢？礼节与世俗相违背，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呢？鲁文公违反祭祖的顺序，有三个人离开。鲁定公按顺序祭祖，有五个人反对。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水平的人爱不释手，庸俗的人不喜欢。感人至深的菱，贤者特别欣赏，而愚者逃避。
王充的书不能做到完美无缺，有的人就说：“说话没有可挑剔的语言，下笔没有可挑剔的文字。文章必定华丽而且美好，语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说的话听起来顺耳，讲的事想起来有味，眼睛看了文章，手就抓着不放。所以，雄辩的言论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没有不传抄的。现在新著的书（指《论衡》既然在讲道理，批评世俗就是不合情理，又不是特别美好的作品，读者不舒服。师旷奏乐，曲调没有不忧雅的；狄牙烹调，菜肴没有味道不佳的。通达的人著的书，文中没有缺点。《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都悬挂在市门上，观看的人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字提出非议。现在（你这本《论衡》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又多又长，还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和诋毁。”答道：果树的养料养了果实就养不了花，人的精力放在修养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饰辞令。茂盛的草丛中有许多花瓣，密林中有许多干枯的树枝。写文章要公开表白自己的主张，怎么能使文章不遭受别人的谴责和诋毁呢？扑灭火灾和拯救落水者的时候，姿势不能都那么优美，辩论是非的时候，语言也不能都那么巧妙。到沼泽地追逐乌龟，顾不上调整自己的步伐；在深渊里捕捉蛟龙的时候，没有时间考虑用哪一只手去捉 。语言简陋，意思深刻；语言华丽，思想肤浅。千锺稻谷，糖皮占了一大半；占钱一亿，穿破钱孔的要超一万。最高级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最好的宝玉也一定有污点，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点，优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练的技术。这样的话，雄辩的言论也一定有不周密的方面，通达的文章也还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一字千金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人家，文如粪土是由于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鸿烈》和《吕氏春秋》之所以不受指责，是因为它们出自富贵之家。由于官大，才能把书悬挂在市上，由于家富，才有千金可以作为赏钱。观看的人怀着畏惧的心情，即使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内容，也怎么敢指责其中一个字呢？
王充写成书，有的人就将它与古代对照，认为与前人不相类似。有的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又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又平铺直叙；说你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是实际琐碎的事，充满乱七八糟的内容，与儒经比较不相应，与传书相比也不符合，考查司马迁的书也不相称，与扬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相似，怎么能说是优秀的，称为巧妙的呢？”答道：修饰容貌勉强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修改自己的语言力求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许多小孩，不是同一的父母；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不一定相似；自各有不同的禀受，也都有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有与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称为好的，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伤手的人才能称为技艺高明。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的修改辞语使文章巧妙，有的辩论真假来确定事实真相。一定要想法一样，用词照旧，那么五帝也没有不同的事迹，三王也没有不同的业绩。美女不是一样的面孔，看起来都是漂亮的。美妙的音乐不是一样的声音，听起来都是悦耳的。各种酒有不同的气味，饮了都会醉人。各种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会饱。说文章应当与前人一样，那也就是说舜的眉毛也应当象尧那样有八种采色，禹的眼睛也应当像舜那样有重瞳。
王充的书，分量重。有的说：“文章提倡简短而思想合理，语言崇尚约省而意思明确，雄辩的人说话扼要明确，文人的辞句短小精悍。现在你所写的新书（指《论衡》）超过万言，繁琐而不省略，那么，读的人读不完。又有许多篇，那么，传诵的人领会不了。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声，就是由于文章写得太多就不好。语言简约容易说，文章多了就很难恰当。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算珍贵，龙少鱼多，少的本来就神奇。”答道：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言论不感到太多，华而不实的文章不感到太少。有社会效益的，一百篇也没有害处；没有社会效益的，一章也没有好处。如果都是有效益的，那就是多的为上等，少的为下等。积累千金，跟百金相比，究竟谁富呢？文多的胜过少的，财富多的超过贫穷的。世人没有一卷，我有一百篇，别人留不下一个字，我留有一万言，究竟哪一个是贤者呢？如今不说我的议论不对而笼统地说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而说我的作品不被他们领会。这正是我的书不能写得太简略的原因。房屋多，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太少。户数和人口多，户口簿也不能少。如今失实的事那么多，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多，指明真实，判定是非，辩论的话怎么能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条宗旨没有别的，却写了几十篇，文章有数万言。身体高大，衣服不能太狭小；事情多，文章也不能少。事多，文章内容丰富，就像水大鱼多。皇帝居住的首都粮食多。国都的集市人多拥挤。我的书虽然文章分量重，但讨论的问题上百种。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所作的书都有一百多篇。我的书才出一百篇，却说太多，这是因为作者地位卑贱，读书的人不能不斥责。黄河水澎湃，跟许多河流相比，哪一个更大呢？蚕茧又重又厚，称一下出丝的重量，与轻薄的蚕茧相比，究竟哪一种多呢？
【评析】
王充《论衡》一书，采取了自设宾主、反复辩难的形式，《自纪》也不例外。大抵历来能言善辩之士，都喜欢而且善用这种形式，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之类皆是。所以章学诚就说：“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王充之《论衡》，则效法诸难之文而为之……”（《文史通义·匡谬》）不过拿《自纪》与上述诸难之文比较，则知王充的运用此体，又自有他的特色在。
在《论衡·自纪》中，王充表现出了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唐刘知已曾有言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史通·自叙篇》）如此之言，王充在《自纪》也曾有过。他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把批判现实之虚妄，求得道理之衡，作为他撰写《论衡》的宗旨。然其违俗，必遭人毁。但其永抱一贯之宗旨，因此在反驳他人为难时，表现出其勇士气概。他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陈辞高亢，斩钉截铁。在文学上，他反对因袭之风，对文贵独创一点从理论上作了出色的论证。他说：“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又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这就是说，不同的作者必然写出不同的风格，而千姿百态的风格正可以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需要。所以文章之类，贵在独创，不务雷同；模拟因袭，则无益于美，有害于真。其论理之充分，观点之鲜明，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
语言上，本文语言通俗，但却不碍其论理之透辟。王充曾曰：“文由（犹）语也。”主张“文字与言同趋”。语言的目的在于“明志”，如其晦涩难懂，则“隐闭指意”。故其强调“夫笔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要发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王充不但以史实驳斥了“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谬论，而且在写作中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王充自称他的文章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又善就近取譬，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和说服力。这使他的文章更好地发挥“悟俗人”的作用，从而也就更好地贯彻“为世用”和“疾虚妄，求实诚”的精神。此篇正是以事实论证了充之主张。
纵览全文，充以朴实之笔，塑其文风。且其意深远，耐人咀嚼，不愧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