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名人故事：习仲勋夫妇55年的爱情故事
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齐心暗暗发誓：立志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
8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第十二批平津□学生疏散队伍撤离北平。1939年3月18日，15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1940年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工作。同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4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1941年2月到1942年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1943年4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并担任选调学生党支部书记和主要带队人。
富有情趣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勋，还是由墙上标语“牵线搭桥”的。齐心到达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勋晚一个多月。她刚到绥德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九贞观墙上“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语还未褪色。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不久，绥德师范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案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视，遂决定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习仲勋也来校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勋作报告时，恰好齐心担任会议记录。因为座位离得很近，习仲勋看到齐心记录认真，字也写得好。此时，齐心年方19岁，举止文雅，给习仲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次报告会上，齐心第一次见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勋。一个星期天，习仲勋从山坡上走下来时，与齐心迎面相遇。齐心向习仲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微笑地点头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成了他们感情萌动的开始。
当时，由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风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绥德师范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学生中一时出现了“假坦白”现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习仲勋极为重视，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勋也亲临指导。齐心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在接触中，习仲勋对这位积极向上、工作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了解。齐心也逐渐知道了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威望，深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器重的年轻领导干部。
一次，习仲勋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学生党员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勋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照这样下去，连自己也会被怀疑。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她眼望窑洞墙上挂的毛泽东主席为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勋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习仲勋亲自领导绥师防奸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１９４４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一位名叫布鲁的同志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他是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习仲勋决定派布鲁调查核实发生在绥师的“黑头帖子”和“打石头”问题。布鲁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很快弄清两起事件都是学校教师杨典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自己搞的假案，从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使绥德师范教学秩序转入正常。
齐心也正是在一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运动实践中，一步步地走近了习仲勋。
有情人终成眷属
齐心和习仲勋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
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齐心就收到了习仲勋写的信。习仲勋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自己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
一开始齐心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她。她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他俩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一天齐心就回了一封信，问习仲勋：“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
没想到习仲勋竟复了信，并在信中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
此时，齐心心里明白，习仲勋是让自己考虑婚姻问题了……习仲勋这种真情深深地打动了齐心的心。
习仲勋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要齐心写了一份自传给他。齐心说自己正如姐姐齐云送她到抗大介绍时所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十分简单。这时，得知此事的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了齐心本人及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有趣的是，当习仲勋看到齐心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又经过一年的接触和了解，1944年4月28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习仲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今天在这里举行。
这天上午，在绥德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光临了习仲勋、齐心婚礼，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革命的“两地书”把思念化作革命的动力
婚后，习仲勋平静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齐心表示深深的赞同。
1945年夏，齐心从绥师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很长时间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接他们的感情。齐心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给报社投稿，成为《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那时，虽说他俩相距几百里之遥，但他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给齐心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贬、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当时，齐心正在绥德县进行备战工作，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齐心和习仲勋见个面，也让齐心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方的夫人马淑良。当习仲勋惊讶地见到齐心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齐心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
齐心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习仲勋对齐心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
齐心觉得他说的很对，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妻子心中的好丈夫儿女眼中的好爸爸
1949年3月1日，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
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习仲勋跟随毛泽东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习仲勋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见此，齐心不知所措，习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只要习仲勋工作稍有间隙，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习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习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
1952年秋，习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长，齐心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4岁的桥桥被送入北海幼儿园，原因是齐心在马列学院学习，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每当周末结束往幼儿园送回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习仲勋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习仲勋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为了能让齐心安心工作和学习，习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
进京后，他俩的两个儿子□和□相继出生，孩子出生后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习仲勋亲自照顾。当有人称赞习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习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
齐心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齐心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齐心都是伴着孩子们“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但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齐心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职务的习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4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习仲勋总是开心极了。
习仲勋特爱孩子，但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
他俩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在上学时，□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习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
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他们的家风。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齐心无意中听见有人在自己身后议论：“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
齐心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习仲勋说了，习仲勋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阴风下他俩的爱情更坚定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习仲勋搞突然袭击和诬陷，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泽东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齐心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习仲勋看到自己的妻子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齐心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习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陕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齐心自己心里也最清楚，习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习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
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就问：“爸爸，你怎么啦？”
小儿子□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
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当时，齐心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齐心对习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齐心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习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着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齐心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
为此，习仲勋上书毛泽东主席要求到农村去。毛泽东主席让□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
1965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习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齐心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习仲勋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自己心爱的丈夫送行。
谁曾想到，从此一别就是8年。
1969年1月3日深夜，西北大学的红卫兵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突然闯进习仲勋的宿舍，强行把他带走。1月4日，习仲勋被关入西北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当时，习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性格。同时他还上书毛泽东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在“文革”中习仲勋深得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习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使他终生难忘。
这时，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习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
1967年4月5日，习仲勋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
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在习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齐心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全家人都坚强地走过来了。
1972年冬，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见习仲勋。齐心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一是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二是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三是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
周恩来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一家人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习仲勋。在见自己丈夫之前，齐心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齐心没有想到的是，当习仲勋见到齐心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
由于多年的分离，习仲勋竟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近平和远平。
1975年春，习仲勋被解除监护，齐心终于和习仲勋团聚了。
这时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齐心由衷地佩服自己的丈夫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当人们发现他俩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他俩。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他俩到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得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非常高兴，要求恢复工作的心情非常迫切。
党的“十一大”召开不久，习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王震。王震非常关心习仲勋的“问题”，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他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和叶剑英元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常的，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个报告。
爱情之花在改革开放中永远绽放
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4月初恢复了工作。邓小平同志找习仲勋谈话后不久，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
习仲勋去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是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的，对此，他深知责任重大。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２点左右才肯休息。
广东的盛夏，非常炎热，习仲勋平生最怕热，但他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进行调查研究。齐心心里明白，习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她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农业上，在从化县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
1979年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齐心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经济特区是付出了心血。
在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
齐心回答说：“55年了！”
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
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
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