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选择赈灾而不奔丧是她的自由

刚刚炮轰“赈灾歌曲大多动机不纯”而获得网友支持的韩红，几天之后又因为赈灾遭到质疑。4月26日中午，韩红带着“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2000多万物资乘坐火车从上海赶赴成都赈灾，在路上韩红得知继父刚刚去世，她哽咽地告诉记者：“我没办法回去，我是一名军人，只能当一个不孝的女儿了！”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赞扬其“大爱无疆”的有之，批评其“不顾亲情”的也有之。但事实上，不管韩红选择继续赈灾还是回家奔丧，都是她的个人自由，因此无论她作何选择，其他人都不应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来指责她。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公民拥有更多的个人选择自由，对任何人来说，赈灾的价值并不天然高于奔丧，反之亦然，面对这两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完全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而不应被横加干涉。我们知道，在当下，政府往往会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情感价值，官方媒体也经常协助树立“以国家为重”的人物典型：比如“母亲为不影响儿子参加阅兵隐瞒丈夫死讯54天”一事曾被广泛报道；在亚运安保工作中，直系亲属去世仍坚守岗位的有228人，妻子生小孩或临产而无法前往照顾的有407人——这本是违反人伦常理的事情，却往往被官方媒体大加赞赏。但反过来，中国历史上从汉朝开始就有强制官员奔丧的丁忧制度，如父母死去，官员必须停职回家守制，三年内要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丁忧制度将“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压制个人自由的另一个极端。上述两种价值观对我们影响甚深，今日网友对韩红的批判，以及韩红自己的表态，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它们的影子。

韩红在表态时反复强调“我是军人，我不能回”，似乎是强调自己需要忠于职守，不得不继续赶赴四川。但从后续的新闻报道来看，韩红赴灾区现场后的主要工作只是是慰问而已——“韩红还慰问了80多岁的老婆婆，和一位曾经在雷峰团当过兵的退伍军人”。这个时间段去灾区慰问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应该重新评估。此时此刻，灾区道路资源有限，更应该把有限的运力让给重型机械、救灾物资，为生命让出通道。此时明星等非专业人员进入灾区，不仅做不了太多贡献，还可能给灾区“添乱”（或许不存在添乱）。从新闻图片来看，当地民政部门为韩红准备的接待阵容不小，还要为韩红引起的围观来派人手维持秩序，这无疑加重了当地的负担。其实，韩红完全可以不必亲临现场，可以选择把物资交给更专业的救助组织，自己则可以回家奔丧，然后在灾后重建阶段去灾区慰问，用歌声振奋人心，给灾民带去安慰，这样的选择更为明智。

实际上，就算她去芦安是肩负着部队军令，也一样拥有回家奔丧的权利。相比中国人常有的“忠孝不能两全”，国外民众对此显然早已普遍接受：比如去年9月8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原本应出席当天下午开幕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但因临时收到父亲逝世的消息，立即决定缺席会议回国奔丧，虽然错过了如此重要的会议，但民众并没有因此提出谴责。而如果细究韩红的新闻，我们发现，虽然她挂有军职，但这次她去四川赈灾完全是个人行为，主体是“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让韩红“不能回”显然并不是因为职责，而是因为她个人的道德标准。前几日炮轰赈灾歌曲的微博已说明她的道德标准一向严苛：“唱歌比救援、比抢救生命还重要吗？”于是，在她眼中，组织爱心救援车队奔赴灾区就是“善”，写首歌甚至被斥为“伪善”。她前几天的批评，实质上是站在制高点的道德谴责，而类似的谴责（比如批评她“不顾亲情”），现在又被网友反过来对准韩红了。

有网友怀疑韩红表态不奔丧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作秀”，这种诛心之论的真伪无从判断，但我们认为，从韩红的一贯言行来看，韩红多少仍然保有传统的“为国尽忠大于个人亲情”观念，她认为“赈灾大于奔丧”应当出自真心。近的就说她最近大爆粗口痛骂编写赈灾歌曲牟利者，远的还有那句著名的《金陵十三钗》观后感：“日本人，我操你妈！中国人与你们永世为敌！！钓鱼岛你们别想碰！永远别想！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孬种！我发誓从现在起不再用你们的产品……”总之，韩红貌似一直与官方推行的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这是长期“被环境熏陶”的结果。

当年重庆唱红打黑时期曾有类似案例：红歌团69岁的老人易如国，为了到北京参加红歌演出，不顾90多岁尸骨未寒的老母亲毅然离家进京。他的说词是：“这次演出，我代表的是重庆三千万人民。如果在这时请假，整个团队肯定会受到影响。从大局出发，我不能拖后腿。”自发捍卫集体荣誉固然值得嘉许，但过分的集体主义教育，甚至广泛推崇有违人伦的“职业操守”，则否定了个人情感存在的价值，最终将把个人物化为社会的螺丝钉。

总之，韩红选择不奔丧是她的个人自由，我们不能因此责怪她本人，值得我们讨论的是让她感到“不能”回家奔丧的官方价值观。